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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灌水杂谈] 1971年9月13日:一场特殊的飞行和被改变的命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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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17-9-14 05:58:33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1971年初秋,32岁的优秀飞行员康庭梓照例执行了一次让他感到很光荣的专机任务,却没有想到,这一次任务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。“九一三事件”发生后,那架256号三叉戟及机上9个人,一直被笼罩在历史的聚光灯下,而被遗留下来的5名机组人员的命运,却长期被遮蔽。他们身不由己被抛进一个巨大的漩涡中,体味了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。


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的256号三叉戟残骸

口述:康庭梓 文:李菁

宁静的周末

我后来无数次回忆起39年前那个改变命运的事件,曾反复咀嚼事件发生前的每一个细节,仍然找不出一场举世震惊的事件要发生的任何预兆。

9月12日是个星期天,按惯例,我应该回城里的家探望家人,那时我第二个孩子刚两岁多一点。我们飞行员平时都住在机场宿舍,只有星期六晚上可以回家。我一般从西郊机场骑自行车回到和平门的家,星期日晚饭前再赶回来。那时年轻,骑一两个小时也不觉得吃力。但是一天前,我们专机师的副政委潘景寅找到我,说周末有任务需要值班。于是晚上我给家里打了电话,告诉我爱人这个周末不回家了。

那一天很平静,我记得太阳很好,我把毛巾被洗了,拉了会儿二胡,又学了会儿外语。飞行的专业词汇我基本上能看懂,三叉戟的飞行手册就是我翻译出来的。

18点钟开饭,因为是周日,我们不需要像平时一样排队吃饭。我记得很清楚,晚饭吃的是蒸饺,我把蒸饺都盛好了,我们大队值班室的人员就进来了:“康庭梓,你快回去,有紧急任务!”我把蒸饺一推,赶紧往宿舍跑。

路上,我远远地看到机械师李平和潘景寅在办公楼前说话,然后李平拔腿往机场方向跑。看到我,李平说了声:“中队长,潘副政委说要把油料加到16吨!”我一愣,16吨油是三叉戟从北京飞广州或成都的量,到山海关这么短的距离加这么多油干吗?

不过也没来得及多想。我回去拿了个航行包,里面有简单的洗漱用品,然后把脚上的凉鞋换成皮鞋——因为要踩刹车,所以飞行员飞行时必须穿皮鞋;天气有点凉,我又多拿了一件棉毛裤。

当我到达团值班室时,领航副主任李成昌已经到了,他的家就在机场,也是被一个电话从家里揪出来的。等了一会儿,潘景寅进来了,他只夹了个小资料包。“你们上值班室要车吧!”他就交代了这一句,神色也没见任何异常。

机组9个人到齐后,我们坐车到达停机坪。这时,一辆油车正在给飞机加油。李平说:“潘副政委,就加了15吨油,油车加完了,没油了。”心直口快的陈联炳随口说了句:“加那么多油干什么啊?”潘景寅没有吭声,也没有要求再来一辆车继续加。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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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时的康庭梓

一切准备完毕,我们就在机场待命。这架三叉戟被改装后,分为三个舱:第一舱里,左边是张床,右边是一个沙发,算是首长的包厢,外边用一个隔扇隔开。中部是第二个舱,摆着茶几和沙发,也就是办公的地方。再往后去就是普通的座位,随行工作人员大多坐在这里。

过了一会儿,一辆蓝色伏尔加小轿车驶来,下来的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刘沛丰,从车上卸下很多东西。之后,汽车突然一加油门,从飞机左翅膀下急驶而出,把我吓了一大跳,我心想,开得这么快撞了飞机怎么办。

等了一会儿,伏尔加又开过来了,下来几个人,我认出浓眉大眼的是林立果。同车来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人,白白净净,一副书生模样,后来我知道他是林立果的英文翻译程洪珍,车上还下来两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,身材高挑,眉清目秀,身上的空军军装显得有些肥大。

这次专机就是林立果、刘沛丰、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兵,一共5位乘客。19点40分,256号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。这是256号三叉戟第一次被正式投入使用:机长是潘景寅,第一副驾驶是陈联炳,我是第二副驾驶。飞比较长的航线,或者领导当机长的时候,一般会配第二副驾驶,以便可以随时提供帮助。但驾驶舱里没有第二副驾驶的位置,所以飞机起飞后,我就坐在包厢的沙发上。我无意间往后舱扫了一眼,正好看见林立果和刘沛丰隔着茶几在交谈。林立果见了我之后不再说话。事后想起来,他的表情异常沉重。

35分钟后,飞机降落在山海关机场。下飞机前,林立果礼节性地同机组成员握手,还一脸庄重地说了句:“明天首长要坐这架飞机,我代表首长感谢大家。”林立果当时虽然只有26岁,但身份已经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,他那时也经常以林彪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很多场合。所以他的这一番话在我们听来,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。

林立果等人下飞机后,机组人员开始例行检查。我在后面帮机械师张延奎往发动机里加润滑油。这时,我看见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说:“待会儿把飞机加到17吨。”这是潘景寅第二次嘱咐加油,我一听,马上就问:“为什么加这么多油,明天上哪儿去啊?”当时我满脑子想的是把“林副统帅”拉回北京参加国庆庆典,哪用得着17吨油?潘景寅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,他只是说:“一会儿咱们上了飞机研究一下航线。”他这么一说我也没吭声。

油车开过来后,才发现出了小麻烦。三叉戟飞机是用一个特殊的接头,从机翼下边通过油车的压力,直接加油进去。但是山海关机场的这辆加油车导管和我们自己带的压力接头不配套,无法正常加油。潘景寅听汇报后说:“那就不要加了,等明天早上再说吧。”其实如果强行加,也能加进去,就是和其他飞机一样,站在机翼上,打开盖儿,利用重力加油,但那样速度比较慢。潘景寅没坚持,我们也没再加,粗略地讲,飞机上此时剩了12吨半油,这也决定了256号后来的命运。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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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9月8日,“九一三事件”中坠于蒙古的三叉戟飞机残骸在香港展出

加入“专机师”

其实就在5天前,也就是9月7日,我自己刚刚飞了一次山海关。这一次飞行性质也是“训练飞行”,可是那一天我一到西郊机场,就发现有点不一样。平时的训练飞行,飞机都停在停机坪上,可这一次却拖到了候机室,只有专机或者有重要任务的时候,才会这样。

正在我纳闷时,看见一群穿着空军衣服的年轻人上了飞机。我认出其中一位瘦瘦的女军人是林立衡,因为她以前在我们部队蹲过点。等到人都坐齐,我准备推操纵杆滑行的时候,林立衡突然说:“不行不行,还有点事儿,停一下!”后来知道,是林立衡落了一双皮鞋要回去拿,于是我们等了40分钟,等她第二次上飞机,才开始正常飞。不过林立衡坐的不是专机,属于搭便机,这种飞行在我们部队还是很多的。那一次飞的是三叉戟252号,也不是后来出事的256号。

9月12日的256机组一共9个人:机长潘景寅,第一副驾驶陈联炳,第二副驾驶是我,三个机械师:李平、邰起良和张延奎,领航员李成昌,通讯员陈松鹤和服务员小魏。从飞行、领航、通讯到机械各个业务岗位,都是三叉戟飞机的技术权威,在当时空军中不可能再组成第二个同样水平的机组。我没想到,这会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次飞行。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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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景寅

我是河南巩义人,1959年8月,我读高中三年级,很顺利地通过了飞行员考试,那一年我20岁,接到通知书的时候,我还在地里干活儿。当时全市的高中应届生被挑中了3个,由于身体、技术等原因,最后只有我一个人飞了出来。正式入伍后,我被分到涿州的空军第六飞行学院,当时叫第六航空学校,从初级教练机苏制雅克-18飞机开始,学习驾驶歼击机。

1964年,4年的航校学习结束,学员基本上淘汰了一半,两个班合成一个班,分到空军第34师,也就是唯一担任国家专机任务的专机师。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坐飞机是1956年从北京飞广州,当时就是专机师的苏制里-2飞机担任的。

当年能被挑进专机师的,当然都是“根红苗正”,我在学员班任班长,很快就被选(敏感词被屏蔽)学习飞相对先进的苏制“伊尔-14”。经过一段集中训练后,除了给老飞行员做副驾驶执行任务之外,我也可以自己担任机长单独执行任务。在我刚刚完成夜间的飞行训练科目不久,我又被调到专机师的第100团。100团是专机师主力团,重要任务都是由100团来执行的,比如毛泽东1956年从北京飞广州,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坐飞机,就是我们用苏制的“里-2”专机送的。100团的主力机型是苏制伊尔-18,这是当时最好、最大的专机。当时周总理出访一般都用这个机型。因为执行(敏感词被屏蔽)一级的任务,在部队里多少有些优越感,感觉像“御林军”一样。

1970年初,中国从巴基斯坦引进4架三叉戟飞机。当时负责去巴基斯坦交涉买飞机之事的,是34师副师长潘景寅。回来后,也由他牵头组建了三叉戟中队,他的副手是陈联炳。那时我已是伊尔-18的中队长,就成了我们班唯一被挑出来训练飞三叉戟的人选。我们组成一个三叉戟空勤中队,我任中队长。我们一起到广州白云机场接受巴基斯坦方面的培训。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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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联炳

三叉戟的飞行性能比伊尔-18要好,它的飞行速度也不亚于现在的波音和空客,但缺点是耗油量过大,进入上世纪90年代就逐渐被淘汰。但在当时,因为三叉戟采用涡轮喷气式发动机,而且位于飞机尾部,不但飞得快,噪音也小,江青很快就看上了三叉戟,成为第一批乘客。

我给潘景寅当副驾驶拉过几次江青。江青坐飞机有一个特殊要求:飞行起飞前不准在地面滑行,飞机只能停在跑道上待命。此刻,其他飞机一律不能起飞、落地。我记得有一次回北京落地后,同样要停在跑道上。当时正赶上北京刮大风,我们从飞机的窗口往外看,王洪文、姚文元、张春桥等人穿着军大衣在跑道旁边接机,冻得直跺脚。但江青还是不慌不忙在飞机上洗漱,大概过了20多分钟才下了飞机。

江青每次出行,要带炊事员、医生、卫士、护士等一大堆人,我们专机也有自己的服务员。有一次飞行结束后,我们的服务员告诉我们,在飞行上她看见江青的服务员沏好咖啡后,把手伸到咖啡杯里试温度,她很惊讶地问为什么,江青的服务员说:“咖啡热了不行,冷了也不行,我又不能自己喝一下来尝温度,所以只能这样。”还有一次江青想从广州去上海,但上海下大雪,天气条件不利于飞行,但江青坚持一定要去,最终惊动了周总理,总理不同意飞。江青说自己的衣服没带够,又派专机从北京给她送了一趟衣服。
第4架,也是最后一架256三叉戟是在1971年夏天交付给我国的。是我带领机组和机务人员去广州负责交接。这样,4架三叉戟飞机就全部到齐了。它们的号码分别是250、252、254和256。其中250和252号算是一般的专机,254号是江青经常乘坐的专机,256是这4架飞机中设备与客舱改装比较好的一架。

三叉戟来之前,林彪冬季和夏季都来往于北京—扬州、北京—北戴河—山海关之间,坐的都是英国的“子爵号”,专机师有两架“子爵号”。从1967年以后,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,中央决定不让他坐飞机,因此,“林副统帅”的任务在专机的级别中就是最高的。所以,虽然没人明说,但大家都知道,“林副统帅”肯定是这个专机的第一人选。

每逢10月1日国庆盛典,林彪是必须参加的,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,1971年9月12日派256号去北戴河,是接“林副统帅”回京参加国庆的。此前,我从来没有拉过林彪,但我做梦也不会预料到,这竟然是一次走向死亡的飞行……

不平静的夜

山海关机场原是海军航空兵驻军基地,飞行部队及飞机已经撤走,只留下负责机场警卫、通讯调度、后勤保障等的场站工作人员。当晚256号飞机落地后的一切工作,基本上是同海军方面打交道。因为是重要专机,当晚海军特别安排排以上干部担任飞机警卫。不仅如此,山海关场站还特意在停机坪的边上临时加装一部场内分机电话。

9月12日晚上,到达山海关机场后,一切都顺利。我们在整理飞机的时候,那两个年轻女兵突然又回到飞机上,各自拿了军用挎包下去。晚上21点多,我们机组一起到食堂吃饭的时候,看到程洪珍和那两个女兵也在食堂吃饭。程洪珍身边放着一个特别精制的手提皮箱,两位女兵左肩斜背着刚从飞机上拿下来的军用挎包。因为互不认识,我们分坐在两张桌子上开始就餐。那两个女孩子显得比较沉默。

晚上我们就住在山海关机场的招待所里。潘景寅是师级干部,被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,服务员小魏和那两个女兵住在一起。剩下我们7个人住在另一栋基本连在一起的平房里。房间是我分的:最东边第一间是我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,他本来应该在北京工作,后来只要林彪在北戴河,空军就专门派他在山海关负责调度;第二间住的是程洪珍;第三个房间正好有3张床,我分给了3个机械师:李平、邰起良和张延奎;我与领航员李成昌住第四个房间;第五间是陈联炳和陈松鹤。

过了一会儿,潘景寅来了,我们机组9个人聚集在3个机械师的房间里。按惯例,在飞行结束后有个讲评会,潘景寅简单地评了一下当天的飞行。小魏还检讨自己没固定好用具,摔了个茶杯。关于第二天的飞行,我还插嘴问了句:“到现在航线还不知道,明天怎么看天气?”他说:“这就甭管了,空军航行局都掌握呢,咱们听他们的。”潘景寅最后交代:“明天6点起床,6点半吃饭,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,待命。”

睡觉的时候接近23点了。我就睡在靠近窗户的床上,我的窗离机械师们的房间不到1米远。9月份的山海关夜晚已经有点寒意,临睡前我还特地把窗户关得严严的。睡得正香,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,李海彬在门外急呼:“首长到了!快起床!”接着又听到猛敲隔壁房门的声音。我一下子就爬起来了,打开电灯,李成昌也起来了,我们都以最快的速度穿衣服。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,突然听见很响的一声“轰——”,这声音我太熟悉了,是三叉戟发动机的轰鸣声。我更着急了,没顾上系鞋带,衣扣也没扣好,提个包就往机场跑。

借着招待所外的灯光,我看到副驾驶陈联炳和通讯员陈松鹤两人已经跑在了我们前面。经过程洪珍房间时,隐约见他站在房门口,两手捂着衣服口袋,呆呆地看着我们往停机坪方向跑。

当从右前方看到停机坪时,那架256飞机,在白炽灯照耀下更加耀眼。我们4个人还没上,飞机怎么就走了呢?我满脑子都是不解,也顾不上想很多,只有加速往停机坪跑。

山海关机场在白炽灯照耀下,如白昼一样。我看到256飞机正在快速移动,准备进入路道,发动机的声音在深夜显得格外大。这时,海军地面人员也迅速赶来,我们站在一起,不约而同望着飞机,呆在那里,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混乱中,一队人马突然从黑暗中出现,一辆卡车满载着荷枪实弹的陆军士兵在停机坪中央停住,有人已经端着步枪从车上跳下,有人喊“开枪”,又有人喊“不准开枪!”我确定听到了枪声。人们的喊声、汽车发动机声、飞机的轰鸣声混在一起。在那辆卡车到达的同时,一辆吉普车也出现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。一位40多岁的陆军军官急速跳下车,他看我上身穿飞行员工作服,知道我是机组人员,左手拉住我的右臂,右手拿着手枪点着正在滑行的飞机,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非常着急地说:“你,你……快把飞机拦住!”

我也很着急,就一个劲儿问他:“谁在飞机上?”他答非所问,只是不停地说:“这架飞机不能起飞!你把它拦住!”我看到停在那里的吉普车,急中生智:“你拉我干吗?你把汽车开到跑道上堵住它,就不敢起飞了!”他赶紧上了吉普车,可是这时飞机已经滑入跑道的一头,开始增速滑跑,几十秒钟后,便冲天而起,消失在机场西南方的夜空……

轰鸣声远去,机场突然陷入一片沉寂,站在我身边的领航副主任李成昌,没有忘记他的职业习惯,很习惯抬腕看表: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。

移民是希望我们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多一个选择,多一段经历,不管这段经历如何,无论是充满挑战和风险,还是一帆风顺,对于完善我们的人生而言,收获的是我们自己。
2015/8/7环球签约,2015/8/20配额确认,2015/10/29魁省递交,2015/11/13魁省FN,2016/5/11 115B补料,2016/5/19补料递交,2016/9/2免面,2016/9/15完成打款,2016/9/20基金收据,2016/10/27CSQ,2016/12/5联邦AR,2017/3/15联邦FN,等M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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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9-14 07:24:17 | 显示全部楼层
个人命运被裹挟在政治运动中,无奈。这个飞行员还算幸运的,保住了生命
15年8月魁投启动,17年2月AR、3月联邦FN。人生路漫漫,坚定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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